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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力统一:段祺瑞皖系军阀的覆灭噩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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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:2023-05-22 20:19热度:加载中...

武力统一:段祺瑞皖系军阀的覆灭噩梦

武力统一:段祺瑞皖系军阀的覆灭噩梦

自辛亥革命之后,中国实际上进入了武人当政的时期。

袁世凯

起手原非文臣,自打小站练兵之后,世人皆以武人目之。他自己,也的确武人面目更多一些。虽然当政之后,袁世凯有心完成从军人政治向文治的转变,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,事未就自家的事先砸了锅,死后,他所不乐见的“左也是东洋刀,右也是东洋刀”局面自然无可避免。

从大形势上讲,武人登上

历史

舞台,一方面是乱治交替的中国政治周期中,乱世的难免之局,另一方面,也是自晚清以来,学习西方,尤其是学习

日本

和德国,提倡尚武精神,大力推行

军事

现代化的必然结果。晚清以来,兴办新军,派人留学日本以及开办军校讲武堂的结果,一大批受过新式训练和教育的军人,成为民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。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,这些挎东洋刀的人中,也混杂了一些像张作霖、陆荣廷、张宗昌这样的土匪痞棍出身的豪杰,但这一时期主导中国政治的大人物,多数都是军事现代化的产儿。

在所谓北洋团体中,主要军官,以北洋系统各个军校毕业生为主,但也不乏像孙传芳这样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。最土的冯玉祥,也是新军出身,进过学兵连的。各省军阀,大头目很多都是日本士官生,如云南的唐继尧,先后做过四川督军的刘存厚和刘文辉,湖南的赵恒惕,以及稳守山西的阎锡山也是唐继尧的先后同学。至于他们的部下,则既有保定军校的毕业生,也有各省土造的讲武堂学生。连胡子出身的张作霖,部下军官至少有一半以上,是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。

然而,西洋的武器,西式的训练和教育,却并没有马上教会这些新式的军人打仗。到段祺瑞可以施展拳脚的时候,其实当时的中国军人,并不太会用自己手中的新式武器来交战。自小站练兵以来的新军,辛亥的时候动了一下武,但只打了半场仗,武汉三镇,攻下来两个,就收兵谈判了。随后的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,也只在湖口打了小半个仗。蔡锷的护国之役,更多是政治战,护国军斩获不大,进川的北洋军损失也不大。从后来看,所谓的护国战争,只是激活了四川各路人马抢地盘的争夺。此后各地军阀进行的战争,多少带有游戏性质,被外国人讥讽为,主要靠烟土和银元在打。拥有大军的军阀们,作战威力实在有限,有时连土匪和帮会都不怕他们,一度主政贵州的袁祖铭,自家的老爹,都被土匪绑了票,花8000大洋才赎回来。这一时期,军队比较训练有素的,是几个小旅长带的部队,比如冯玉祥、吴佩孚和孙传芳,但是这时的舞台还不是他们的。总而言之,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,中国新式军队还没有学会怎样打仗,也无心打仗,他们手里的枪,只是催税的工具。即使是内战,也得到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北洋军人自己打起来了之后,才一天天像模像样起来。

手里没有会打仗军队的武人们,自家穿长衫的时候,远比着戎装多,坐轿的时候比骑马多,睡觉和抽大烟的时候比扛枪训练多,但却习惯于对政治问题用武力来解决。段祺瑞的武力统一,就是这种“不良习惯”的突出表现。

即使在袁世凯时代,西南地区也不是中央政府所能完全控制的,对于广西的陆荣廷,云南的唐继尧,都只能做到名义上归服。西南方面,袁世凯仅仅可以在四川安放一个只是可以控制成都的督军,而广东,听他话的龙济光,也只能控制珠三角地区。护国军起,袁世凯垮台,西南方面,唐继尧几乎囊括了云贵川,而陆荣廷则占据了两广,而且一只脚可以伸到湖南。有实力就有说话的底气,西南势力的壮大,使得他们不满足于过去表面臣服实际独立的状态,开始在桌面上也要跟中央政府叫板,论一论法统,讲一讲道理。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,将国民党变成一个小帮会,迅速丧失了影响力,幸好,孙中山及时回头,重拾国民党的旗帜,虽然支离破碎,但毕竟还有力量,不仅有第一届国会的政治势力,在广东、四川、贵州、湖南和江西等地,都有大大小小的挂在国民党名下的武装存在。在军事上,孙中山的国民党是西南军阀的小兄弟,但在政治上,却是老大哥。孙中山跟西南军阀的合作,极大地强化了他们反抗北洋政府的政治分量。

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之后,没有恢复国会,而是重起炉灶,成立临时参议院,重新选举国会。孙中山以此为借口,扯起护法 [ 护临时约法,维护第一届国会 ] 旗帜,在广州另组政府,号召旧国会的议员南下,开始了所谓的护法战争。护法战争说起来有点牵强,毕竟,第一届国会,不是老段给解散的,而且第一届国会被那样不明不白地解散,还属于共和制被颠覆的紧要关头,居然连一点挣扎反抗都没有,实在令人看它不起。

护法的号召当然护不了法,但却激起了中国西南、西北地方一系列的战争。原本在四川、湖南、陕西汉中这些南北交界之处,各种势力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中,护法的发动,打破了所有的平衡,当地各派军阀、国民党势力、北洋势力,乃至原进步党人的势力,分分合合,打成一锅粥。孙中山理由牵强的护法,也给了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一个很好的口实,实行武力统一。这个口实是如此地具有说服力,以至于满心不希望段祺瑞成功的冯国璋,总是捣乱,却始终都阻止不了皖系的用兵。对湖南的前后两拨攻势,打前锋的,大部分居然都是非皖系嫡系的部队,甚至连滑头的阎锡山,也不得不派出一旅军队参战。也只有这些军队发现自己成了段祺瑞政策的炮灰,白白被消耗时,他们在前线直接的抵制,才使得武力统一的推行受挫。前有王汝贤、范国璋在湖南前线通电主和,后有吴佩孚在衡阳前线擅自停战呼吁和平。

由护法引发的南北战争,焦点在湖南。1917年8月,首先是段祺瑞把一个仅仅祖籍是湖南,但却跟湖南没有任何关系的官僚傅良佐强行派到湖南做督军,原来的督军谭延闿改做省长,等于被挂起来。据说,谭延闿原打算抵抗,陆荣廷和唐继尧都表示支持,认为湖南是西南的门户,决不能让北人占了。1但是,谭延闿在湖南,虽然身为督军,却是文人底子,跟军队没有渊源,仗着脾气好,人称“谭婆婆”,周旋于湘中各派军阀之间。谭要抵抗,但湖南内部却难得意见一致,谭延闿本来决心就不大,见此只好辞职走人。只是,傅大人赴任,不是来了一个人,身后还带着大队的北军。自晚清以来,湖南军绅,一个萝卜一个坑,有力者位置和势力范围早就划好了,现在大批的北人北军到来,明摆着是要抢地盘。尽管大家手里的家伙,原来并不是打算交火用的,但被逼到没有办法,南人该急还是会急的。这年的9月,受到撤换威胁的零陵镇守使刘建藩,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通电“自主”,宣布与段祺瑞政府脱离关系。

在整个北洋时期,地方对中央政府不满,宣布独立或者自主,大到数省,小到几个县,属于家常便饭。独立也罢,自主也罢,不意味着这些地方要自立为国家,仅仅是说,我不听你中央政府招呼了。其实,各地军阀,本来就是各自为政,不独立,不过是表面上对北京政府还保持着隶属关系,一旦宣布独立,连这点表面文章也不做了。当然,北京政府也不会兴兵声讨,大不了彼此打几圈电报战,然后情势变化,地方独立取消,一切照旧。

然而,这回不一样。段祺瑞刚刚“讨逆”成功,变成“再造共和”的英雄。别看段祺瑞本事不如他昔日的主公袁世凯的一半,但自视甚高。不好色,不贪财,也不染赌和毒的他,唯一的爱好,是围棋,而且自以为独步天下,因此韬略非凡。他的志向比袁世凯还大,而且刚愎自用,意志坚定,打定了主意,九牛拉不回。直皖战后,他既不出国,也不躲进租界,生挺着在北京不走,等着吴佩孚来抓,吴佩孚还就真的不敢动手。显然,如果湖南全省宣布独立,这边要打,多少还会有点顾虑,但两个残缺不全、枪械不完的旅发难,宣布自主,抗命中央,给了段祺瑞一个动武、杀鸡儆猴的机会。先期开到湖南的北洋军两个师,也乐于以强凌弱,仗,就这么打起来了。

一开仗,显然过于弱小的湘军顶不住,湖南中部的宝庆、衡山相继失陷,湘军退往湘南与两广交界之地。但是,眼看战火烧到家门口的广西王陆荣廷,派出了大队人马,驰援湖南,桂军的加入,使得战局立刻发生了变化。桂湘联军攻势凌厉,原来作壁上观的湘军各部,纷纷加入联军一边。北洋军虽然也派来了增援部队,两个师的北洋军,加上曹锟的一个旅,阎锡山的一个旅,甚至张勋旧部安武军的二十个营也被派到了前线。但由于乐于玩真格的武人不多,北军却渐显不支。

其实,当时的湘军不是用来打仗的,北洋军也一样。不真打,比划比划吓唬一下人还可以,来真的了,前线的北洋军也萎了。段祺瑞派到前线打仗的军队,大部分都不是自己嫡系。慷他人之慨,借战争消耗异己,这是古已有之的老权术,老术翻新,大家彼此其实都看得很清楚。前线的军队,王汝贤和范国璋两个师是主力。这两个人,很多著述上都说他们是直系,其实,他们不是段的亲信倒是可能,说是直系也不见得,因为,对于多数北洋将领来说,那时候直皖的分野还不那么清晰。这些军人,肯听差遣,自己也有自己的小算盘。湖南是个富裕的地方,跟着督军上任,一方面能领到大笔的开拔费 [ 出于西原借款的缘故,北京政府的军费宽裕了起来 ] ,一方面可以在这个富裕的地方获得新的机会,做一回镇守使,就是一方小诸侯。

然而,动真格的打仗,白白消耗自家的实力,这种只赔不赚的买卖,这些将领是绝对不干的。在前线的北洋军王汝贤和范国璋不打算干了,于是找了一个堂皇的借口,通电主和,呼吁南北和平。随即自行停战撤兵,一溜烟向北跑。督军傅良佐跑得比这两位还快,这边通电一发,他马上溜出长沙,恨得段祺瑞牙根痒痒,马上下令将他撤职查办。可是,兵败如山,湖南丢了,第一波的武力统一,就这样速生速灭。

前方兵败,段祺瑞为此下台,主和的冯国璋甚至一度重新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督军。但是,段祺瑞的实力并没有受损,虽然不在台上,却依然可以操控政局,日本人也依然只信任他一个,主持对中国借款的西原龟三,对冯国璋一点好感都没有,在他看来,冯是一个对日本怀有敌意、喜欢玩阴谋的人。段祺瑞下台后,西原特地来华,对段表示支持,给了段一笔2000万日元的“电信贷款”,由当时作为段祺瑞亲信的曹汝霖掌握。2在短暂的喘息之后,段祺瑞居然以更大的势头反扑过来。再次出山的段祺瑞,做的是参战督办。我在上节讲过,这个督办,实际上是内阁之上的太上皇。有钱、有靠山更有决心的段祺瑞,其麾下谋士小徐,居然靠截取军火给奉系的方式,争取了奉系张作霖的支持,同时策动了由直隶督军曹锟和山东督军张怀芝为首的十三省督军,在天津开会,成立一个比当年徐州会议更大的段祺瑞的督军后援团,一致决议,要求对南方用兵。这里,曹锟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。

曹锟是袁世凯的小站旧人,当兵前在保定做过布贩子。在北洋军里,出了名的憨,人送外号曹三傻子。他的特点是待人宽厚,老实听话,听话到了绝对服从的地步。在那时候的军队里,这是很受上司欢迎的一种品质。看起来很憨的曹锟,其实并不真的傻,在很多关键问题上,还是相当明白的,至少他懂得什么时候该靠谁。当然,这种人要论带兵打仗,确实没多少本事,用人也尽是自家子弟。但是傻人有傻福,他的麾下,偏偏有一员特别能征善战的战将吴佩孚。说起来,吴佩孚为曹所用,还有点传奇色彩。那还是在汤芗铭主政湖南时期,曹锟的第三师驻扎在湖南,吴佩孚是曹锟的副官长,人称马弁头,是个伺候长官的活儿。一次长沙召开民众团体大会,汤邀请曹锟来做演讲。曹锟哪里做得来这个,就让吴佩孚代表他去。结果吴佩孚去了以后,在会上讲得特别精彩。回过头来,汤芗铭就向曹锟“借赵云”,意思是既然这个人才放在你这里不重用,我来用。曹锟自家虽然不识货,但人家来抢了,也知道此人应该是个人才,与其便宜了别个,不如我自己用,于是吴佩孚就成了他的主力旅的旅长,此后,逐渐地,凡是第三师训练、作战方面的事情,概由吴佩孚包办。到北军政府用兵湖南之际,吴佩孚已经做了第三师的师长。一般来说,升为一省督军的军阀,一般都要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,否则就有被架空的危险,但是,曹锟当了直隶督军,就把第三师让给了吴佩孚,而吴也对曹忠心不贰。这跟吴佩孚的性格与为人有关,我以后还要提到。

第二波对南用兵,段祺瑞和徐树铮安排了三路大军,一路张敬尧,一路张怀芝,一路曹锟。三路人马都是北洋军的精锐部队,张怀芝所辖北洋军第五师,张敬尧第七师,曹锟第三师,其中前两路统帅,还是跟段祺瑞走得很近的夹袋人物。只有曹锟,在地缘上,跟皖系关系不大,即非皖人,也没在安徽生活过。

然而,人之有用无用,跟亲近与否关系不大。三路大军,前两路一到前线,就吃了败仗,只有曹锟麾下的吴佩孚率领的第三师,一路从湘鄂边界的羊楼司打过去,连克岳州、长沙、衡山,直至衡阳。战况,又回到了第一波攻击刚发动时的状态。桂军退回来广西,而败退的湘军,游动在粤桂边界一带。

当时的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部队,是他当年做土匪的底子,原来就是土匪中能征善战的佼佼者。这样的军队,在当时军队整体上现代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,枪法准,敢玩命,比较能打。不仅陆荣廷的部队如此,东北张作霖的部队也如此。说起来他们属于晚清面临淘汰的巡防营系统,但新军见了他们却畏惧不止三分。此番桂军入湘,统帅谭浩明,就是陆荣廷做土匪时的老兄弟兼妻舅,不旋踵即打垮了北洋军4个师,显示出能战的实力。但是这样有实力的桂军,在人数上,也超过第三师,装备也不差 [ 广西和云南的军队,都可以通过越南从法国进口武器 ] ,居然被吴佩孚打得迅速溃败,望风而逃。1个月之内,就把处于胜利巅峰的桂军,赶回了老家。吴佩孚一战成名。

其实,无论从传统还是现代的标准来看,吴佩孚都不能算是一个杰出的战将。相比之下,他的军队的确比较训练有素,也比较能吃苦耐劳。他本人也有些韬略,善于抓住对手的弱点,发动攻击。据说,在他做营长的时候,就有吴小鬼的外号,说的是有鬼点子,善于用兵,尽管那时的用兵,无非是打土匪。他的成功,恰恰是建立在当时其他的军队都很差的基础上。从冷兵器时代过来没有多久的中国新式军队,对现代兵器的掌握和使用,都成问题,炮兵不会间接射击,机枪手不懂得排除简单的故障,很多军队一打仗,当官的坐着轿子上前线,一进入阵地,指挥军队打着大旗往上冲,冲不上去,再来,几个回合下来,冲垮对方阵地就算赢,冲不垮,就轮到自己溃败,丢下八抬大轿逃命。最要命的是,士兵大都不耐战,基础训练很差,仅仅是会放枪而已。从晚清传下来的积习,一接战,就拼命地放枪,大多不知道瞄准射击,放枪就类似于从前的擂鼓助威,给自己壮胆。等子弹打光了,敌人还没有退,就该轮着自己退了。这种战争水平,只要有支军队训练好一点,沉着一些,耐战一点,差不多就能获胜。这一时期几位中生代将领,吴佩孚、冯玉祥和孙传芳的部队,就是这样的比较耐战的军队,因此胜率相当大,恰巧,他们后来都成了直系或者后直系的人。

此番入湘作战,吴佩孚大获全胜,不仅因为他的部队能打,而且对手也恰好出了问题。湘桂联军在患难之时,尚可联手作战,到了驱逐北军得到胜利之时,两下就开始闹纠纷,都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,甚至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。这样湘桂联军,当然不能很好地配合作战,以至于很轻易地被吴佩孚看出缝隙,各个击破。那时的湘桂军,也跟其他军队一样,战术战法都很落后,每仗只能一鼓作气,一仗打败了,就一溃千里。

不管怎么样,吴佩孚赢了,而且赢得漂亮,不到一月,全部收复失地。无论在北京政府,还是在社会舆论,都觉得吴佩孚是打赢了一场很艰难的仗,尤其是在其他两路北军都吃败仗的情形下,这场胜利的光环,格外地光彩照人。

然而,光彩照人,给皖系政府挽回了面子的吴佩孚,论功行赏,却什么也没有捞到,湖南督军居然落到了那个饭桶将军张敬尧头上。以今日看来,皖系的失败,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段祺瑞不识人。皖系的干将,饭桶多,名声坏的多,而张敬尧两者兼而有之。当年护国之役,第三师和第七师同被派到四川抵挡蔡锷,吴佩孚见识过张敬尧的无能以及部下的淫掠,湖南督军不给他也就罢了,居然给了一个这么一个饭桶,这口恶气,放在谁身上,也难以咽下,何况烈性子的吴佩孚。于是,打到两广大门口的吴佩孚,在衡阳按兵不动,半步也不往前走了。无论好一点的军阀,还是差一点的军阀,地盘都是命根子,在这个问题上,没有人能真的想开。

在此之前,差不多跟吴佩孚齐名,同样善于吃苦练兵的中生代名将冯玉祥,在南下途中到了武穴,也干了一件很令段祺瑞和徐树铮难堪的事。事情是这样的,在护法运动中,坐落在广州的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,跟实际控制广东的桂系军阀,貌合神离,同床异梦,虽然名义上联合,但里面摩擦不断。为了防止自己唯一的一支嫡系武力陈炯明的部队被桂系吃掉,孙中山让陈炯明向福建发展。于是,陈炯明的粤军进入福建,福建督军李厚基向北京政府求援。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,对南方用兵,固然想扫平西南军阀,但最想搞掉的其实是“另立中央”、开非常国会、做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。于是,北京政府命令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援闽,意图开辟对南用兵的第二战场,直接打击孙中山。就在援闽途中,冯玉祥发表通电,主张和平,说民国已历七载,内战也见了三次,“而最无意识无情理者,莫过于南北此次之战争。既无不共戴天之私仇,又无非我族类之公怨,兄弟阋墙,全球腾笑”。批评段政府不顾日本在山东的存在,设立民署侵犯中国权益,不顾德俄媾和对中国的威胁,一意孤行,对内开战,造成人民死于战乱,军费开支大增,“公私交困,借债生活”。3冯玉祥此举,背后有一个北洋宿将陆建章的策动。4陆建章是冯玉祥的亲戚,也是提拔冯的恩主,他是老资格的北洋宿将,地位仅比段祺瑞、冯国璋等人稍逊一点。在袁世凯时代,做过北京的执法处长,人称屠夫,后来为陕西督军,护国讨袁的时候,被部下陈树藩赶了出来。此后,由于早年跟段祺瑞有夙怨,一直得不到复起。所以,反段的意向很强。当然,冯玉祥武穴主和,确有陆建章的活动,但冯玉祥作为一个非常有道德感的军人,的确也对这场战争没有好感。冯玉祥的通电发出之后,据他自己讲,当时刚刚攻下岳州的吴佩孚,马上给他发了一个电报,希望冯玉祥坚持到底。

武穴吁和,由于没有得到冯国璋和长江三督的响应,最后不了了之,北京政府开始打算撤掉冯的职务,让其部下接任 [ 只是北洋政府的惯用伎俩,让部下出于自身利益,取而代之 ] ,但冯部相当团结,无果。最后只好给了冯玉祥一个撤职留任的所谓“处分” [ 不久就取消处分,开复原职 ] ,在曹锟的调停下,冯玉祥没有去援闽,转道去了湖南的常德,归入曹锟的序列。后来在南军主动撤退的情况下,拣便宜做上了常德镇守使,也算是加入了对南用兵的队伍,北京政府得以下了台阶,而冯算是有了块地盘,可以暂时栖身。但此时的冯玉祥,已非池中之物,一个小小的常德,根本不足以填他的牙缝,双方的梁子算是结下了。以曹锟为首的后直系,基本的队伍,因为湖南的战事,走到一起了。

最后,我们都知道,段祺瑞的武力统一,最终是以吴佩孚撤防北上、直皖决裂并开战而告终。段祺瑞用钱堆出来的嫡系武力参战军,经过直皖之战,灰飞烟灭,皖系作为一个军阀派系寿终正寝。此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,段祺瑞短暂地出山,做过一段空头的执政,然后就从政坛上消失了。晚年的段祺瑞,一个迷信武力的武夫,皈依佛门,成为虔诚的佛教徒。临终遗嘱,虽然依旧念念不忘国事,但却特意强调,在他的丧礼上,“无以荤腥馈祭”。不知道,这是不是他对当初自己主导的内战中,无数殒命的生灵的一种交代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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